10月14日国内配资官网，国家公务员局发布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公告。
引发关注的是，年度“国考”首次将报考年龄，从此前的“35周岁以下可报考”提升至“38周岁以下”。不过，除了年龄限制，考公和考编的一些岗位仍要求应届生身份。
值得注意的是，9月初开始的地方事业单位招聘，部分地区就上调了年龄限制。在此番“国考”定调后，今年晚些时候的“省考”有望观察到更多调整细节。
今年招录人数有所缩减
六成岗位面向应届生
“国考”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考试录用一级主任科员及以下和其他相当职级层次公务员的一项工作，历来广受社会关注。
据2026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公告显示，本次国考共计划招录3.81万人，部分岗位来自中办、全国人大、外交部等在京单位，亦有2.8万余个计划补充到县（区）级及以下直属机构。总体来看，今年招录总体规模，跟去年的3.91万人相比有所缩减，减少了4.3%。
展开剩余79%今次国考最受关注的变化是年龄限制的调整。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公告显示，报考者年龄一般为18周岁以上、38周岁以下（1986年10月至2007年10月期间出生）；对于2026年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1981年10月以后出生）。与往年相比，对报考国考的年龄限制放宽了3岁。
对于放宽年龄限制，官方解释为，系“积极服务中心大局，按照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有关政策要求，对公务员招录年龄条件作了适当放宽调整。”
根据《国务院关于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办法》，男、女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逐步延迟至六十三周岁和五十八周岁。也就是说，渐进式退休年龄往后延迟了3年，国考报考的年龄上限也与此相对应地放宽了3年。
此外，应届生在国考招录中的占比持续保持在较高水平。来自华图教育的数据分析显示，近五年来（2021—2025年）应届生招录占比稳定在58%—67%之间。从本次国考的招录数据来看，本次国考推出的20714个招录岗位、共招录38119人，其中有13822个岗位、25799人限制为“应届生报考”，应届生招录占比为67.68%，这一比重与2025年国考相比进一步提升。
国考放宽年龄限制后
如何推动改变“35岁就业门槛”？
国考报考年龄限制放宽3岁，一经公布后，当即引发大量讨论。媒体评论普遍认为，作为每年最受关注的招聘项目，国考有风向标的作用，此番调整是打破“35岁就业门槛”的象征性一步。
事实上，自今年9月初开始的地方事业单位招聘，部分地区就已经放宽了年龄限制。如，四川巴中9月28日发布的2025年下半年事业单位公开考试招聘工作人员公告中，将基础招聘年龄明确为“1986年10月13日以后出生”，按开放报名时间（2025年10月13日10:00至10月17日18:00）计算，相当于38岁。而在上半年的招聘中，大部分岗位还为35岁以下，部分岗位要求30岁以下。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四川多地。
梳理各地招聘年龄，可以找到部分特点。其一是，省级层面明确上调年龄，各地市招聘应声调整。此前征求意见的一份文件中，四川省就提出“拟按照统一部署，调整机关公招年龄上限；支持事业单位适当放宽招聘年龄条件”。这种情况下，通常是统一将年龄提高到38岁。
其二是，一些地区视岗位情况上调年龄限制，大多涉及对专业能力要求较高的岗位。广西壮族自治区2025年下半年区直事业单位统一公开招聘工作人员中，设置了25岁、30岁、35岁、40岁、45岁、50岁六档不同的门槛。577个岗位中，有408个为35岁以下，104个岗位开放到40岁以上。例如，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幼儿园的托育教师岗要求25周岁以下。而广西壮族自治区总工会陆川温泉疗养院从事医疗工作的内科副主任医师就开放到50岁；广西壮族自治区分析测试研究中心从事地质试验理化检测研究工作的专业技术岗位开放至45岁。年龄跨度较大的岗位，通常也会要求报考人具备中级乃至副高级职称。
不过，在这一轮事业单位招聘中，也有不少省份，如黑龙江、安徽、陕西等，仍采用35岁作为年龄上限。可见，放宽年龄限制在当下尚不是全国统一的“规定动作”。此外，一些地区和岗位会要求报考者具备应届生身份，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年龄的潜在限制。例如，北京市石景山区事业单位2025年下半年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共有21个岗位，其中7个岗位只向应届毕业生开放。
近年来，随着就业形势变化，舆论对“35岁门槛”的讨论愈发增多。其中一个源头正是1994年的《国家公务员录用暂行规定》，其中规定报考者年龄应为35岁以下，此文件随后不再执行，但35岁的做法却沿用至今。有观点认为，此次“国考”将年龄限制上调至38岁后，将为晚些时候的“省考”树立榜样，引导地方公务员招聘也上调年龄限制，进而影响社会招聘。
在公众感知中，近些年来社会招聘对中年以上的求职者并不友好，35岁以后就要面对可能被雇主辞退的境遇，担心失业已经成为一种中年心态。而从学界研究看，就业机会并非随年龄上涨“一刀切式”恶化，实际情况更为复杂， 所需的支持政策也更为复杂。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刘相波担任通讯作者的论文显示，30～40岁年龄段开始，男性劳动者的工作转换率持续下降，且转换带来的收入上升概率处于低点。伴随着失业概率的持续上升和失业后搜寻工作时间上升，工作转换能力的下降更容易引起劳动者对失业风险的担忧，进而形成对“35岁现象”的悲观预期。此外，在收入方面，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存在明显的代际效应，年青一代初始收入更高、增速更快，生产率相对更高，进一步加剧中年群体的就业危机感。
“‘35岁现象’并非表现为劳动者在35岁附近收入、就业、工作转换和搜寻成本的快速恶化，而是来自随年龄增长的失业风险逐步上升与工作转换能力衰退的矛盾，叠加35岁年龄阶段风险承受能力的下降，进而导致了劳动者的悲观就业预期。”
论文写道，“中年时期劳动者通常面临育儿、养老等家庭责任，对工作转换风险的抵抗能力弱，更容易因为压力而缩短工作搜寻时间、降低预期工资。 因此，能否提供有效的失业保障、降低劳动者的工作转换风险，是避免‘年龄黄金点’变为‘年龄危机’的关键。”
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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